在茜草坝散步，我竟迷了路……

那些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小巷不见了，食堂、澡堂、俱乐部……全都没影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觉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，竟变得如此陌生。可又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茜草坝，比我记忆中的更明亮、更安静，或者说更像一个“家”。

我和我的闺蜜们，至今仍习惯叫自己“茜草坝娃儿”，即便搬离那个三面环江的地方已经二十多年，可心里总觉得，那儿才是真正的“家”——童年的欢笑，少年的懵懂，青春的飞扬，还有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全都留在了那个“家”里。

“三线建设”时期，“红房子”厂房、住宅楼在茜草片区随处可见。（该图拍摄于2011年初）

壹

我不是茜草坝的“原住民”。小学二年级，父母工作调动到长江起重机厂，我跟着就来了。刚到那会儿，听见周围的人都说普通话，感到极不适应，一个长江边的坝子，哪来这么多说普通话的人？恍惚间，竟以为自己到了一个离泸州城很远的地方。学校里，老师用普通话讲课，同学们用普通话聊天，我一度不太情愿开口，生怕自己蹩脚的普通话惹人发笑。不过，小孩的学习能力终究不错，大半个月后，我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还可以在泸州话与普通话之间自如切换——上一秒，对着楼下叫我的小伙伴回一句“我马上就下来”；下一秒，扭头就用泸州话对母亲说：“我出去耍哈儿！”再后来，我甚至学会了几句地道的东北话，因为有些同学是来自隔壁长挖厂的。

多年后，我从大人口中知道了“三线建设”，那是属于他们的记忆。从那段记忆中，我大抵捋清了些内在关联：北京起重机厂一部分内迁至此，成为了长江起重机厂；而长挖厂则来自抚顺挖掘机厂。随着工厂搬进了大山，也把天南海北的童年，一并带到了长江之畔。

那时候，茜草坝与城区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船。进城在我的眼里，是一件麻烦事，要走很远的路才到渡口，要是错过了，得等上半个钟头。幸好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“长起生活区”就像是一个城堡，可以找到想要的快乐，满足旺盛的好奇心，释放内心的所有想象……

宿舍楼一幢挨着一幢，孩子们常常一呼百应。大人们也放心，只要不跑出厂区，随便怎么疯。图书馆外那一排石桌石凳，放学后总被孩子们抢占，那是个相约做作业的好地方。作业做完，书包也不必背回家，随手搁在石凳上，就开始疯耍。女生“跳房子”，男生“打青果”，常常耍得忘了时间，连大喇叭里响起下班广播，也全当没听见。直到有家长扯起喉咙喊回家吃饭，只要有一个孩子听见，一帮孩子便作鸟兽散了。

这样的厂区生活，有个最大的好处：大人们都在一个厂里上班，孩子们都在一个学校念书，家家户户都知根知底，很容易结下深厚的友谊。我和闺蜜们的情谊，就是那时结下的。小鲁是我其中一个“闺蜜”，我家住在红砖筒子楼里，一层四户，两家门对门；鲁家奶奶和我外婆要好，我俩又读同一个班，自然亲密无间。

小鲁的父亲吹拉弹唱，样样拿手，也曾想培养我俩的兴趣。课业之余，他把我们叫到一起，教唱歌、教弹琴，可惜贪玩的我们总见缝插针地走神聊天，到头来什么也没学成。如今想来，实在有些后悔。小鲁是聪明的，却不爱读书，小鲁父亲总让我多帮帮他，可他并不知道，那时的我很羡慕小鲁——他能剪出漂亮的窗花，能把萝卜雕成桃子，能画出漂亮的画，还能做出飞得很高的风筝……可在父母眼里，似乎只有成绩好才算是好孩子。为此，小鲁没少挨打，聪明如他，每次预感要被揍，立刻躲到我家来；实在躲不过了，就在他父亲板子落下的瞬间大叫，我便识相地冲过去求情，通常都能免去皮肉之苦。

贰

相对城区而言，茜草地势平坦多了。那些年，汽车很少，工人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每天上下班时，伴着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激昂旋律，一支极为壮观的“自行车大军”，在茜草街头飞奔起来——一阵阵清脆响亮的叮铃声中，孩子们欢快地坐在后座，大人们一路与熟人打着招呼，像是一个个归来的骑士，在大街上肆意挥洒着激情，把一种锐意进取的荣耀，刻在了灿烂的笑容里……

一到周末，孩子们把家里的自行车推出来，在学校操场上“兜风”。我就是在那儿学会骑车的——二八大杠的凤凰牌自行车，几个同学在后头扶着，在操场上绕了不到一天，我也能像他们一样，一圈圈地“兜风”了。那时以为学会了骑车，就是“长大”的标志，后来才明白，我们真正学会的，是在风里稳住自己。

之后，滑旱冰又开始流行了。我们几个孩子在父母跟前死缠烂打，终于买了双两轮旱冰鞋，放学后相约去生活区玩。有点坡度的地方，是我们的最爱——坡长，却不陡，穿着冰鞋一路滑下去，风从耳边掠过，有种风驰电掣的快意，总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像小鲁那样的男孩，专爱找陡坡滑，借此显摆胆量。女孩只能站一旁看着，就想看他们出洋相，最好摔个四仰八叉，那可是特别开心的瞬间。

夏天的茜草坝，还有一个天然的游泳场——沙湾河滩，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河滩很平，长江流经此处，似乎也收敛了些脾气，变得格外温和。天热的傍晚，是河滩最热闹的时候，太阳还悬在西边，把沙滩与江水染成了一片金黄。乘凉的人三三两两坐在沙滩上，有些江中嬉戏的人溅起水花，弄湿了衣裳，也不发火，只是笑眯眯地提醒一声。暑假里，我几乎每天都和表妹扛着游泳圈去河滩，说是游泳，其实用“泡水”更准确些，因为至今我也没学会游泳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茜草坝，去外地读大学；再后来，结了婚，彻底离开了那个坝子……

叁

茜草坝开始拆迁后，我每次回去，都要到厂里的生活区走走。前几年，筒子楼还在，但已空无一人；后来再去，楼也没了，只剩一片瓦砾。瓦砾间，三头白色水泥大象还在，它们总能击中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，看着满地的红砖头和断裂的水泥板，我突然觉得，自己最欢乐的童年就躺在下面。三头大象依旧仰着头，沉默地站在那儿，守着再也回不去的童年，也守着一座工厂的集体记忆。

后来，小鲁一家也搬走了。我们偶尔会碰面，虽说都在泸州城区，但彼此交流还是说的普通话。其实不止小鲁，那些年，茜草坝的人就像奔流的江水，有的流远了，有的还在江里打着转。以前的老邻居，大多还住在那儿，搬进了新楼，见面依然用普通话互相问候——带东北腔的，带京腔的，也有像我这样夹杂着泸州话的……

饭桌上，我问父母：“这儿变化那么大，你们习惯吗？”父亲慢悠悠地接了一句：“日子总要往前过，坝子好了，人才能好！”父亲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听，也没再说什么了。是啊，坝子好了，人才能好，像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，总盼着这里永远是从前的样子，可一直住在这里的人，盼的却是更好的样子。

如今的茜草片区。

风从江边来，带着沙湾河滩熟悉的水汽。我站在新修的堤岸上，江水还是那条江水，只是岸边的沙滩没了，游泳的人也没了。只有那三头大象，我一直不敢去看，总怕它们还在，也怕它们不在了。

我们怀念的从前，不会回来了，但从前盼过的日子，正在一点点变成眼前的样子。所以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我还是那个茜草坝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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